【读书视频】好的经济学

【读书视频】好的经济学

人们更关注显性事件，而非统计数据

尼泊尔只要发生一起在外国死亡的劳工事件，当年的劳务输出就会大幅地下降。

身边这类典型事件就是买保险，当身边有人生病或是某人买了一类保险后，这个圈子里的人就会集体行动起来。

在团队管理中，我也习惯用显性事件来进行结果评价，但这样并不能让团队成员信服。能让大家信服的是统计数据，以周、月、季度、年为单位的统计数据，用每日复盘的方法，可以帮助我及时记录下来这些数据。

但人的评价、团队的评价，应该从哪些方面、哪些点出发，又有什么样的工具可以尽可能地帮我自动提取这些数据呢？

粘性经济使人员、资金流动缓慢

经济学的假设，认为人是理性人，当贸易产生了不平衡以后，人员就会流动，生产资料就会流动，钱就会流动。但是，经济学家托帕洛娃研究各种贸易现象的时候，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粘性经济，当经济出现了落差以后，这些人、生产资料、钱都不会流动。

粘性经济会导致粘性陷阱。比如说，印度某一产业受到贸易的冲击，已经丧失活力的时候，当地很多银行依然宁愿把钱贷款给过去的那些老牌的工厂，也不愿意贷款给那些新兴的产业。按理说，如果人是理性的，如果这个社会像经济学家所预期的那样，能够快速地调配生产资料的话，那就应该赶紧把钱贷给那些更有效率的新兴产业。不是，它是滞后的，这种滞后导致这个钱放出去了以后，甚至收不回来，这就叫作粘性陷阱。

陷入粘性陷阱的地区，这些人竟然能够在失业后就待在那个地方，拿着最低的生活保障，过着非常贫苦的生活。你说，你可以去更大的城市打工，你可以学一门新手艺，你可以干点别的什么事。不去，人们的转变没有那么快。所以，贫穷的发生，有一大部分是来自于这种粘性的陷阱。

工作中的人一边抱怨工作中的种种不合理、收入低，消极怠工，而不是积极地寻求新的工作机会，或者是进行能力的提升，获得职业平台的提升，这也应该是在粘性陷阱中苦苦挣扎。

我也在其中挣扎，在努力走出来和安于现状中摇摆，但看了这个粘性经济和粘性陷阱的解说，我还是要锁定目标、积极改变！

人们收入增长10％，碳排放量增长9％

作者在书中从消费发生地来阐述碳排放量的产生，更真实地呈现了碳排放量的减少与每个国家和每个人的关系。

从宏观层面来说，碳排放量的增长主要取决于富人，但结果是由穷人在承担。对于每个个人来说，减少碳排放量是义不容辞的责任，这可以采取精简的生活，即《极简主义》。我从2017年接触极简主义生活开始，最大的收获就是几乎不使用塑料袋了，买衣服有限度了，而不是看见心动的衣服就会下单。而这能减少多少碳排放量，怎么计算呢？

学习的概念：系统性排斥

“一起工作与学习”公司的创办者发起的一个运动叫作“第四世界扶贫运动”的组织，提出了第四世界的概念。他认为，“极端贫困不是一群人自卑，或者能力不足的结果，而是系统性排斥的结果。”你想想看，假如你在这儿开了一个店，然后门口有一个无家可归的人，满身脏兮兮的，然后跑来应聘，你的反应是什么？我们很多人甚至——给你点钱，你就快走吧，不要来。这个叫作系统性的排斥。整个社会的系统性排斥，才是他们就业最大的困难。

“排斥和误解是相互依存的，极度贫困的人被剥夺尊严和能力，他们获得的教导，是要懂得对帮助心存感激，即便他们并不是特别需要这种帮助时也是如此。一旦失去了尊严，他们就很容易起疑心，这种疑心，会被视为忘恩负义和固执己见，从而进一步加深他们所陷入的陷阱。

感想：大学专业决定了走向社会后的系统，学历和能力决定了系统内的高度。

学习的行为：不要过度地诋毁政治人物

这个作者说，这种诋毁会导致人们对于政府的下意识反对，就是没来由地，反正只要你说我就反对。

感想：长期、反复地否定一个人，都会影响他打开世界、为人处世的态度和行为，在和自己、爱人、孩子、朋友的交谈中，一定要多注意。

本书对当今世界关注度最高的移民问题、自由贸易、种族歧视、GDP增长与减税、环境污染问题、贫富差距问题、政府干预以及福利资助与尊严问题进行了非常深入的剖析和阐述，观点基于客观事实却又发人深省，理性的经济学思维加上大量的实例考察研究论证，使得本书具有很强的参考性和权威性，它告诉我们好的经济学可不是我们高中时候学习的那些供需模型所阐述的那么简单，也不是媒体上那些为了迎合富人阶级利益而鼓吹各种经济论断的“经济学大师”们的自圆其说，好的经济学是基于客观事实的，好的经济学，是充满人道主义的，好的经济学，是面向所有人的。

1. 移民问题：

移民问题已经成为许多欧洲国家和美国的核心政治问题，民意调查显示，大部分受访民众严重高估了本国外来移民的数量占比，而且他们眼中的移民受教育程度和贫困程度，以及移民的失业和依靠政府救济的可能性，都比实际情况更为糟糕，加上政客们的过分夸大事实，以此增添了民众的担忧。事实被误解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一种看上去不言自明的经济学观点：人们想要更多的钱，因此不论何地，只要工资更高，就会成功地吸引所有人（供给增加），随着劳动力需求曲线的下降，劳动力供给的增加会降低所有人的工资水平，移民会从中受益，但本地工人会遭受损失。

事实是供需模型无法直接适用于移民问题，许多因素是彼此相关的，而供需的基本关系隐藏其中：第一个原因是，移民的涌入不但增加了劳动力的供给，同时也增加了对劳动力的需求（移民也需要衣食住行）。第二个原因是，低技术移民减缓了机械化进程，底薪工人的稳定来源，降低了节省劳动力技术的吸引力，保障了低技术移民和当地居民的工作机会。第三个原因是，雇主可能会通过重新组织生产方式，提升新工人的效率，更多的本地低技术工人的工作从体力劳动提升为非体力劳动（从事更复杂、需要多交流和技术的工作），这样可以为本地的低技术人口找到新的定位。第四个原因是，移民愿意从事本地人不愿意从事的工作，这是移民与本地劳动力是补充关系而非竞争关系的另一种表现。并没有任何可靠的证据表明，大批低技术移民的涌入会伤害到本地居民，包括那些在技能方面和移民最为相似的本地居民。

此外，“黏性”关系在我们的工作生活中无处不在。考虑到招聘和解雇员工的高成本，以及对员工素质和能力表现的担忧，大多数企业不会轻易雇佣任何一个愿意为他们工作的人，即使愿意接受更低的工资，移民也没有太多机会得到本地人已经拥有的工作机会。另外，对于移民而言，生活舒适度和固有人际关系以及移民的错误的死亡率信息对可能出现的国际移民起着很强的限制作用。经济上获得成功的地区远没有对经济上困难的人产生不可抗拒的吸引力，他们通常更喜欢待在家里。移民的影响取决于其自身的素质，美国创业者中心的一份报告显示，2017年，《财富》500强中的美国企业，43%是由移民或移民后代创立或共同创立的。亨利福特是爱尔兰移民的儿子，史蒂夫乔布斯的亲生父亲来自叙利亚，杰夫贝佐斯的名字来自他的继父——古巴移民迈克贝佐斯。

2自由贸易之痛

经济学家大都谈论贸易的受益，大卫李嘉图在两个世纪前就解释过:由于贸易使每个国家可以专注以自己最擅长的领域，因此只要贸易发生，所有国家的总收入理应增长，也就是贸易赢家获得的受益必然超过贸易蒙受的损失。过去的两百年给了我们完善这一理论的机会，但很少有经济学家不被其基本逻辑所左右。

贸易的好处来自于资源的重新配置，开放程度高的地区和开放程度低的地区之间存在差异，但是资源不易流动，工人在跨区域行动时动作迟缓，土地不会轻易易手，银行家们不仅在削减对经营不善的企业贷款是行动迟缓，向业绩良好的公司放贷时同样迟缓。

鉴于各种形式的黏性，我们也就可以理解，当坏消息来临，来自外部的竞争更加激烈时，人们倾向于保持低调，希望问题会自行消失，而不是选择正面应对，调配资源实现最优化的利用。由于黏性的存在，在很多情况下，即使价格再低，消费者也不会把时间浪费在他们不信任的产品上，全球不平等的结构就是如此，愿意购买一块手工制作的地毯或手工印制T恤的西方客户，通常远比制造商更为富裕，因此不论新进产品的价格有多便宜，节省出来的金钱都不足以补偿客户损失的时间或者被毁掉的最喜欢的衬衫。对于任何潜在的新进者而言，和已有的卖家打价格战会面临更大的挑战，因为向供应商支付的价格往往只是高品质产品对买家价值的一小部分。

打入出口市场是很困难的，任何一个地方的贸易自由化可能都不会像经济学家通常暗示的那样，像扣篮那样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即便在劳动力充足的发展中国家，工人理应从贸易中获益，但实际情况可能是工资会下降而不是上升，因为提升劳动力所需要的资本、土地、经理人、企业家和其他工人，这些生产要素，在辞旧迎新过程中的转移是缓慢的。

中国是一个大国，还有很多非常贫穷的人愿意以目前的工资水平接受工作，所以成本将保持在低水平。像越南和孟加拉国这样渴望成为下一个中国，向世界提供各种廉价产品的国家，可能要等上很长时间。需要给大家普及的是，尽管美国对外贸易的开放程度很高，但其进口份额（8%）是世界上最低的国家之一。美国的经济规模很大，也很多样化，因此有能力生产国内需要的大部分消费品。此外，和中国一样，美国也有足够巨大的国内市场，可以吸收众多部门的大量工厂以适当规模生产出来的产品。如果不进行国际贸易，他们的损失相对较小。那些体量更小、更加贫穷的国家，比如非洲、东南亚和东欧南欧地区的一些国家，国际贸易对于他们的重要程度要高得多。对于美国来说，贸易战不是我们所熟知的那种世界末日。虽然美国可能会保住钢铁行业的一些工作岗位，但也有可能对其他行业造成新的重大伤害。美国经济将会很好，但成千上万的普通人不会活得更好。

3.种族歧视问题

越来越多地在公开场合毫不掩饰地表达对不同种族、不同宗教、不同民族甚至不同性别的敌意，已经成为世界各国的民粹主义领导人的主要活动。从美国到匈牙利，从意大利到印度，有的政治领导人干脆打起种族主义的旗帜，要么煽动偏见，两者兼而有之，并以此作为政治纲领。2016年的美国，要预测一个共和党人是否支持唐纳德特朗普，最有效的因素之一是内心深处对白人身份的认同程度，其重要性远远超过其他因素，比如说经济焦虑。再者，各国的暴力循环范围正在扩大，在美国是针对黑人、妇女和犹太人；在印度是针对穆斯林和低等种姓；在欧洲是针对移民。当下这些国家内部弥漫着族群撕裂对立的社会氛围。作者指出只有建立在尊重个人尊严基础上的社会政策，才能有助于普通公民更能接受对人宽容的思想。接触可能不足以产生宽容，可能必须要有共同的目标。选民重视种族、民族或宗教，甚至是种族主义观点的表达，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他们对这些观点抱有非常强烈的感情，要想改变他们的想法非常容易，强调选举的利害关系即可。

4.GDP增长和幸福感的相关性以及减税问题

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里：富余国家的大多数人民在成长中都期待着无穷无尽、不断扩大的繁荣，而政治领导人已经习惯于用一个单一的标准来衡量自己的成功，即GDP增长率。经济增长是由劳动生产率的快速增长推动的。在1973年以前几十年的资本主义国家保持了每年人均GDP2%以上的增速，而之后的几十年至今人均GDP的增幅只有1%左右。GDP只对那些能被定价和销售的东西进行评估，和幸福感没有必然的相关性。拿脸书来举例，运营脸书的成本（计入GDP）与它带来的福祉几乎没有关系。根据近些年的衡量，生产率增速放缓，但与此同时，社交媒体却爆发式增长，计入GDP的数据与幸福感之间的差距不断扩大。GDP只是一种手段，而非目的。GDP是一种有用的手段，尤其是在创造就业、提高工资和削减政府预算以加大收入再分配的时候。但最终目标是提高普通人，尤其是贫困者的生活质量，生活质量不仅仅意味着消费，大多数人关注的是价值感和被尊重。更高的GDP或许是向穷人提供帮助的一种方式，但这只是其中一种方式，而且没人觉得这种方式总是最好的。

关于减税问题，仅仅从时间推移的角度去看，很难断定税率对经济增长是否有任何因果影响。在很多国家，从20世纪60年代到21世纪第一个十年之间的减税力度，与同一时期的经济增长率变动之间，绝对没有关系。绝大多数经济学家似乎一致认为对高收入者减税并不一定能够促进经济增长。

里根——撒切尔革命带来的对增长的痴迷，此后也并没有哪个总统对此提出质疑，从而造成了持续的损害。当经济增长的大部分利益被一小撮精英所攫取时，增长就可能是一场社会灾难的诱因。作为一个社会集体，现在如果不设法采取行动，设计能够帮助人们在这个高度不平等的世界中生存并保持尊严的政策，那么公民对社会应对该问题的信心则可能会被永远破坏。这使设计有效的社会政策并提供充足资金显得更加紧迫。

5.关于环境污染问题

到了2020年，想要考虑经济增长又不直面其带来的直接影响，是不可能的。一个不可否认的科学共识是，人类活动是造成气候变化的主要原因，而避免灾害的唯一途径就是减少碳排放。气候变化是极为不公平的，二氧化碳当量排放的最大份额是在富裕国家中产生的，解决这个问题所付出的最大代价，则是并即将由贫穷国家承担。世界上10%的人口贡献了约50%的二人氧化碳排放量，而造成污染最少的50%的人只贡献了刚刚超过10%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让全球的穷人为过去和现在放纵的富人买单，是相当不公平的。但不幸的是，这种看法隐藏着两个问题。第一个是问题是暂时对发展中国家网开一面，可能会鼓励最严重的污染技术存续多年。虽然是暂时的网开一面，但持续时间可能不会那么短暂，大部分的受害者将出现在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的人可能会很高兴看到这一点。但真正的症结在于问题：即使没有全球变暖的威胁，发展中国家是否有能力继续承受当前的污染水平？这种污染会造成死亡。

对待环境污染方面，更好的技术可能无益于解决问题，人们的消费量需要下降，人们需要改变某些行为，以便为将来的某些变化做好准备。

6.自动化浪潮和贫富差距问题

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担心，类似人工智能、机器人和自动化之类的新技术会更广泛地破坏工作岗位，而不是创造新的就业机会，这会使许多工人被淘汰，并导致用于支付工资的GDP份额减少。事实上，自动化和人工智能浪潮导致的劳动力需求下降很可能就不会反弹。利润更高的行业可以投资节省人力的新技术，而不是雇佣更多的工人，新财富也可以用来购买在另一个国家制造的商品。即便企业采用了生产力高的新技术来代替劳动力，生产力的提高也创造了资源，可以利用这些资源为释放的劳动力找到新的使用方式。对工人来说，最危险的技术是一些研究人员所说的“一般般”的自动化技术。考虑到税法的扭曲，这些技术的生产效率刚好，使用这些技术可以被采用，并且取代了工人，却尚不足以提高整体的生产力。对现有工作的自动化的强调，增加了当前创新浪潮对工人造成巨大伤害的可能性。2018年韩国推出了全球首个机器人税，韩国计划降低对自动化投资企业的税收补贴，并将其与外包税结合在一起以，从而保证对机器人的税收不会导致业务外包。

大多数人倾向于认为，由机器人引起的绝望将会是未来的一个问题，那时候技术以及有了更长足的进步。但是，在许多国家，不平等现象日趋严重和加剧的问题一直困扰着我们，这一问题无处不在。最直观的表现就是年复一年我们绝大多数人的工资不见增长，而社会的通货膨胀率的增长速度远远高于我们的工资增长速度。那些金融和IT行业的雇员比其他行业能力相当的雇员的工资高50%~60%，更不用说那些超级富人对金融市场的炒作和对资本变本加厉的攫取了。经济增长带来了贫富差距的日益扩大，这一趋势始终难以阻挡。

7.政府的干预和福利政策

本书反复提到的一个主题是，总是期待市场创造公正的、可接受的甚至高效的结果是不合理的。在棘手的经济形势下，一定程度的政府干预也是有必要的，可以帮助人们在适当的时候迁徙他处，但有时候也要让人们在维持生计和尊严的前提下留在原地。社会政策的最终目标并非是单纯地削弱占总人口1%的顶级富裕群体，我们还要要探索一下如何帮助其余群体。

关于税收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是那些总税收在GDP中的占比很高的国家——丹麦（46%）、法国（46%）、比利时（45%）、瑞典（43%）和芬兰（43%），政府的大部分收入也是来自对普通收入者的税收，即使税率提高，人们的工作意愿也没有任何影响，对工作时长也没有任何影响，大多数人实际上都想工作，不仅仅是因为他们需要钱，而且因为工作给人带来一种使命感、归属感和尊严感。我们发展中国家政府的税收在GDP中的占比远低于美国，中低收入国家的税收在GDP的占比为15%。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税收制度的不发达是经济性质的结果，经济体的很大一部分被收入难以核实的小公司或偏远农场占据。

关于社会推动的福利计划，本书作者的观点是好的社会福利计划是面向所有人的，而不是刻意瞄准和监控受益者。“无条件现金转移支付”计划作为帮助贫困家庭改善子女教育情况的一种方式，比“有条件现金转移支付”计划在改善子女教育方面更为有效。在给穷人的补助方式上，无论是现金转移支付还是定量提供食品，穷人在购买食品方面的支出增幅都是一样的。此外，如何有尊严地战胜贫困，是非常至关重要的！如果一个社会保护体系以一种麻木不仁的态度去对待那些急需帮助的人，那无异于在惩罚受助者，受助者也会竭尽全力了避免与这套体系发生任何联系。在这个变化和焦虑的时代，社会政策的目标是帮助人们吸收那些影响到自己的冲击波，而不是让这些冲击波影响自我意识。